——访谈人孟令芸

1961年，我从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同位素科，师从著名核医学专家卢倜章教授。因为当时设备单一，临床应用有限，仅有放射性碘131诊断和治疗甲状腺疾病、磷32治疗血液病和皮肤病等，加上工作中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放射性辐射，防护设备又很简陋，几位同事先后离开了科室。我也曾动摇过，但在老师的教育培养下，通过参加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屈婉莹在祖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昌盛的历程中，与核医学事业一起成长，见证并亲历了我国核医学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4年，我院又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北京市第一台PET/CT，我们在承担医疗任务的同时还出色地完成了干部保健工作，为临床特别是肿瘤患者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诊疗依据。

我觉得很幸运，有机会为我国核医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从医多年的老医生，我始终认为，成功在于勤奋，成功在于细节。

核医学是应用放射性核素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学科，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学科比较“年轻”，我国于1956年才起步。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原主任屈婉莹从事核医学临床和研究工作50余年，曾任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会长、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第五、六届理事会会长和《中华核医学杂志》第六届编辑委员会总编辑，为推动我国核医学事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反应堆和加速器转为民用，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上的应用作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运而生。因此，迅速选拔培养这一专业人才，开创这一新的领域受到国家高度重视。1957—1958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西安等城市的少数大医院开始建立专业科室，最初称同位素室（科），后更名为核医学科。

开展核医学有两大必备条件，即放射性药物和核医学设备。我科发展的转折点是1983年，那时，SPE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仪）在国际上刚刚进入市场，与伽马相机不同的是，其不仅可做平面显像，同时还能完成断层显像和全身显像，我院领导适时捕捉到这一机遇，成为国内首批引进SPECT的单位之一。在陈雅清主任的领导下，我们努力钻研，勤奋工作，于1985年在《核技术》杂志发表了国内首篇SPECT临床应用研究成果，该论文提出SPECT肝断层显像较平面显像明显提高了对肝占位性病变诊断的准确率；我们又相继在《中华核医学杂志》发表了数篇关于SPECT在其他疾病或系统的临床应用论文；还承担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核医学操作指南中SPECT显像的编写。

（光明日报）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放射性核素全身骨显像是国内核医学检查频次最高的项目，它以一次成像能显示全身骨骼、探测病变灵敏度高、无绝对禁忌症和价格相对低廉等特点，在各种医学影像检查骨骼疾病，特别是恶性肿瘤骨转移中具有独特优势。1985年，我科率先在《中华核医学杂志》报告了“放射性核素全身骨显像诊断骨转移”的研究成果，之后又发表了一批骨显像论文。

为了紧跟国际技术前沿，从1988至1994年我分别赴瑞典、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深造。国外先进的设施、丰富的经验和现代化的管理，开阔了我的视野。我珍惜每一次机会，注重结合国内实际需要，抓住重点，力争学有所获。如1994年我到澳大利亚悉尼威尔士亲王医院学习，科主任是当时世界核医学与生物学联盟主席，该科医疗工作特长是骨显像，他们通过各种检查技术将骨显像病灶精确定位，把适应症拓展到对良性骨病的诊断。而当时国内骨显像主要用于诊断恶性肿瘤骨转移，临床医生反映时有假阳性报告，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为了把骨显像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我除了参与日常读片和大会诊外，还虚心向技师学习具体操作，并阅读了数千例存档的病例胶片。回国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分享学到的新技术和经验，不仅提高了我院骨显像鉴别诊断良恶性病变的水平，还举办了四届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参与了核医学教材和专著的编写，并应邀赴全国多地讲学，推动了我国骨显像操作技能和诊断水平的提高。

1979年我调至北京医院，以吴蔚然名誉院长、钱贻简名誉院长和李果珍教授等为代表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无私奉献的老一辈专家，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北京医院同位素室（后更名为核医学科）在1972年成立，我来时只有4名工作人员。在核医学科创立和建设过程中，首任主任陈雅清功不可没。我于1982年任同位素室副主任，1989—2000年任该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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